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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历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按照一定的日历安排年、月和日，并提供关于应避免的书籍。旧黄历过去被称为“历天”“宪法书”“通书”。在封建帝王时代，由于它是由皇帝颁布的，人们也称它为“皇历”。

刻在木板上的老黄历最早出现在唐代

作为重要工具书的旧黄历，每年编印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封建帝王颁布历法的通则。据史料记载，唐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出现了用木板刻制的老黄历。唐宋时期，每到岁末，皇帝将新旧黄历赐给文武百官，受赠者要表谢意。“皇历”属于“官方”的老黄历，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历法的发行。自唐代以来，历朝历代都对历法实行严格的管理。老黄历未经“御准”不得再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历法是中华法系中“御”一统天下的经典。

清乾隆年间，因乾隆皇帝名弘历，为避讳，旧黄历改称《世贤书》。过去，很少有人关注老黄历的收藏。20多年前，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首次提出，老黄历是年代准确的古籍，不应随意翻印，事后也无需重印复刻。是鉴定古籍、判断年代的标志物。比如，利用清乾隆七年黄历的特点，对鉴定出的古籍刻本、纸张、印章等进行考证，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特殊年鉴警示后人历史

特殊时代的旧皇历，也为后人警示历史、勿忘家恨国恨，起到了清晰的警醒作用。如《清光绪三十五年宪法书》。清光绪皇帝在位34年，根本没有“光绪35年”。所谓“光绪三十五年”，应为宣统元年（1909年）。因为“皇历”必须在前一年的年底

提前印刷，印刷部门无法预知皇帝何时更迭，于是出现了“光绪三十五年”的谬误，以至于在《皇历》出版时，将朱茵的“宣统元年”盖印于封面“光绪三十五年”，以供校订。1912年被推翻后，清朝王室刻有《清宣统四年立宪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革命者的努力下，清帝接受优待，于宣统三年12月25日（1912年2月12日）退位，因此历史上没有宣统四年。这一年（1912年），新历书记载了这一事件，碑文中记载了“北京总督府袁世凯、南京总督府孙文、黎元洪、黄兴、阎锡山、山西太原府五台县总督府”。梦想当皇帝八十天的袁世凯，刻下了《洪宪元年（1915年）年历》。在这些特殊年份，鲜有流传的旧皇历，是藏界追逐的“重器”。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以数千美元买下这两本历书永久展出。又如1942年沈阳印刷、长春发行的《壬午年鉴》，是一个叫长泽千代的日本人编撰的。总历书虽然也有专栏，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殖民宣传内容。从他们的文字和绘画来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证。

珍稀老黄历承载着历史岁月

老黄历几乎涵盖了大量与当时人们的意识、行为、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相关的古代人文历史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老黄历中的诗词、物候、典故、谚语等解读时代地域文化特征，同时可以欣赏古代的版画风格、书法景观、生活场景和纸墨特色。老黄历作为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文化载体，值得收藏家关注和研究。虽然它最初的功能只是介绍生肖、二十四节气以及相关的农耕、生活知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代的老黄历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格

值，因此成为人们喜爱的收藏。到了明末，套印印刷达到顶峰，为老黄历增添了几分韵味。这种官印宫收藏的老黄历是拍卖场上的重器，动辄上千元。而且买家多为海外大亨，后市应该会高。

在古代，旧黄历的内容是以年、月、日、节气的历法排列来划分的，主要是指导农事、咨询生活、挑选好日子。但由于封建统治的需要，旧黄历的内容也被涂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如选“生肖吉日”、面对面算命等，成为活生生的历史写照。而时事政治、经济生活、科技军事、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春联谚语，这些与特殊历史时代息息相关的内容，成为收藏价值的源泉。《皇历》记载的历法一般以一年为限，第二年改用。如果用去年的“皇历”看今年的日历，肯定错了。因此，人们常用“老黄历”来形容那些守旧、过时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