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小时候，一个知识分子碰巧下放到他的村子里，然后我爷爷就跟着知识分子学读书、学算术。

在那个年代，看书、数数是少数城里人的特权，于是外公就凭着这个优势当上了公社的会计，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的事。

公社要解散时，起初没人同意。这不是回去了吗？

而且你去过农村，就知道农村是一个保守的、稳态的社会，村里的事情不用说就能办。你得每天拿个喇叭喊“我们要分地”，确保没人跟你说话。

不过，要让村民同意分地很简单，靠两个字“诱导”就够了。

土地分配伴随着生产队的公有资产，但资产不是股票，不能平分。

于是“高层”决定：先签字同意分地，可以优先给生产队。

第一个同意带走生产队的牛。

第二只带走了一头大肥猪。

不到两天，场面就失控了。

后面只能带走一只鸡或一只鸭。

鸡鸭没有了，人们开始拆掉猪圈、牛棚，拉回砖头、木材，自建房屋。

砖头拆了，人们盯着队里唯一的拖拉机，拖拉机也拆成了零件。运气好抢到发动机，还能卖点钱，运气不好就撞上几斤废铁。

因为没有拖拉机，以后十年都是用木手推车收粮，但一家三亩地就是这样。

最惨的是，村里的机械厂、公社没有拖拉机就被砸了，失去下游客户后就凉了。

因此，分地不仅是分地，还伴随着“吃绝对户”，吃的还是大生产队。来得越早吃得越多，来得越晚汤就没了。

如果还有少数“顽固分子”不同意怎么办？

也有村里开会，台上批评的办法。台下的那群人，都是刚吃完家用油还没擦干净的人。谁来帮这些“顽固派”说话？

如果你们批评几次，你们都会同意的。

两三年的热心工作，开始了乡村20多年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