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4日是英格玛·伯格曼诞辰99周年纪念日。

2017年7月30日，英格玛·伯格曼逝世10周年纪念日。

作为瑞典国宝级导演、20世纪电影大师、“作者电影”的代表人物，英格玛·伯格曼在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英格玛·伯格曼

高产，基本保持1-2部电影的年产量，一生编导70多部电影、170多部舞台剧，每部电影在品质和艺术探索上都是上品，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奖手软。

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促成了电影艺术的彻底转型，从一种娱乐形式转变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伯格曼以其沉默质朴的美学风格，首创意识流电影手法，关注人类精神世界，探讨自我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开辟了严肃哲学电影的先河，甚至影响了让-吕克·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导演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电影后期的发展。

伯格曼（右）和他的皇家摄影师斯文·尼夫基斯特在《范妮与亚历山大》的片场

伯格曼拥有众多名导和粉丝，2013年关于他的纪录片《惊扰伯格曼》简直就是一场由各国名导组成的粉丝研讨会。

伍迪·艾伦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电影制作人都想拍的，即使只拍了其中一部。”

李安18岁时看了伯格曼的《处女的春天》，毅然决定走上电影之路：“我一连看了两遍，看完之后我动弹不得，好像导演把我的处女之身拿走了，我看不懂，但又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李安见到偶像激动落泪

这位电影大师1918年出生于瑞典乌普萨拉。他的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母亲出身于上流社会。他孤僻任性。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宗教的浸淫和严格的管教，这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当伯格曼开始写作时，是西方的存在大师

受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伯格曼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主体性”构成了其电影最显著的特征，因此也被称为“主观电影”。

20世纪50年代，伯格曼的风格走向成熟，尤其是1957年的《第七封印》和1957年的《野草莓》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

“第七封印”

《第七封印》用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象征性故事来质疑死亡，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说到《野草莓》，那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伯格曼通过将梦境、现实、记忆和幻觉交织在一起，近乎否定地质疑上帝的存在，近乎冷酷地解剖自我的失落感、孤独感和负罪感。

伯格曼在《野草莓》的片场

与他惺惺相惜的费里尼说：“我只见过一次野草莓，但足以体会到伯格曼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把我和他相比，是一种赞美。”

有人说电影晦涩难懂、故弄玄虚，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把电影当作一种“对同类说话的方式”。

野生草莓

影片讲述了一位名叫艾萨克的医学教授即将参加一个荣誉仪式，但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早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清晨的街道是明亮的，眼镜店招牌上却有腐烂的眼睛，街上的钟表上却没有指针，焦急的汉子突然变成黑水，丧葬的马车滚下一具棺材，里面却是教授自己的尸体。

按照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如果把梦分割开来，从每一个细节中推断出它所代表的意义，就可以得到做梦者的真实意图。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伯格曼在这个不到5分钟的梦里，把相当多的隐喻符号放进了艾萨克教授的潜意识里。

没有指针的钟

它象征着时间的逝去和死亡的临近；

试图触摸大街上的男人，象征着自我探索；

随时会化作黑水的人，象征着脆弱无力把握的生命；

而自己的棺材，是自己的审判--我死了，象征着自我的丧失。

临近生命终点的艾萨克教授带着这种迷茫和迷失的自我意识开始了他的仪式之旅。影片进入现实的部分，也是家庭关系的集中段落。艾萨克教授在车里与儿媳玛丽安交谈或争论，然后参观了母亲偏僻的住所。

艾萨克和玛丽安

我们知道教授与上一代的关系很尴尬，与下一代的关系很差。

他自幼丧父，儿时缺乏父爱，根本不知道如何给儿子爱。他的家庭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冷漠，完全抗拒这种需要付出爱的家庭关系--试图让玛丽安终止妊娠，拒绝生儿子。

童年经历和家庭关系是解读艾萨克教授内心的关键，也是伯格曼自我的映照。

伯格曼有一个没有父爱的童年。由于父亲长期从事牧师工作，其教育方式多为教义灌输和严厉管教，造就了青年伯格曼在上帝在场、父亲不在场的环境中成长，导致了他迷恋、叛逆上帝的复杂情绪和对父亲的怨恨。这种对上帝和父母的复杂心理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主题中。

弗洛伊德认为梦（甚至噩梦）是潜意识欲望和童年欲望的伪装满足。于是艾萨克教授在路边的一片草莓地里停了下来，陷入了一个白日梦。

其实他有健忘的毛病，但在他的白日梦中，童年的影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他看到年轻的爱人，看到爱人背着他爱上别人，看到爱人拿着镜子，唾弃着现在已经老去的自己。

镜子是许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形象，无论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还是后来的

在雅克·拉康的“镜子舞台”中，镜子/镜子引出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

年轻的情人指责艾萨克冷漠、衰老、无能。事实上，以撒透过镜子“看”着自己，透过情人之口“听”着自己，这是他自己的判断和指责。

出于白日梦，艾萨克又陷入了可怕的幻觉中。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审判庭上，他不能正确使用显微镜，他读不懂黑板上关于医生天职的文字，他看到妻子与情人发生性关系，听到别人对他杀害妻子的指控，以“孤独”为名判处他无期徒刑。

这一段可以说是寂寞得不能再寂寞了。听到判决的那一刻，以撒甚至没有转头看裁判，而是下意识地问：“你不能再说情了吗？”这不是真题，而是回望过去的叹息。他已经接受了判决，因为判决本身就是他的生命。

恍惚结束颁奖仪式后，艾萨克教授回到家中，或许就像弗洛伊德所说：“人的生活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他突然想起关心儿子的生活，希望能和他促膝长谈，或许能弥补他的冷漠。但儿子已经习惯了冷漠，对他突如其来的关心无动于衷，疏远礼貌地拒绝了他。

他转过身来向玛丽安表达他的友谊。他说，我喜欢你。

玛丽安笑着说：我也喜欢你。然后我迫不及待地离开去找我的爱人。

他向路上遇到的三个年幼的孩子表达了他的爱意。孩子们为他唱颂歌、送鲜花，用温暖贴心的方式与他道别，在欢声笑语中转身走在路上。他甚至来不及说：“给我写信。”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吗？对于伯格曼镜头下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老人在路上遇到的吵架夫妇，和两个年轻人为了上帝的存在而打架，就像老人自己的生活。

现代主义对生活的审视就像一座孤岛

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那就是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