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G系列之二：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系列阅读指南
        长寿系列/
        应《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邀请，BCG首次发表“基业长青”系列文章和采访实录，聚焦中国家族企业长青的发展趋势和秘诀。本文是“基业长青”系列文章之一。在此前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之开篇预告》中，我们厘清了这套丛书的初衷和特点。本文将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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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外，现有的家族企业研究通常集中在“家族企业长青”和“基业长青”两个层面，却容易忽视家族企业、基业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谈论家族企业的具体治理和管理方式之前，我们需要拉长时间线，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国家族企业植根于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如今肩负着超越私利的使命。认识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实现中国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前提。
        过去：
        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基因
        与西方许多百年家族企业集团相比，中国家族企业要年轻得多，但其历史文化基因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借助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家族企业的历史文化基因。
        01
        社会结构特征及其成因
        20世纪40年代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作了准确概括。他指出，西方传统的社会结构更接近于根深蒂固的柴捆，由不同的个体根据宗教、家庭、家族等组成
        ，社团等多样关系形成不同群体，群体内外边界清晰，称为“群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更接近于水面投掷石块时由内而外推开的涟漪，以自身为中心，以密切关系为纽带，形成由近及远的社会网络，这就是“差序格局”。虽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中西方社会中都同时存在，但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异秩序格局更为明显，而西方传统社会则更多以群体格局为主。
        中西方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过着稳定、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最近的家族、宗族是人们最重要的群体归属；只有在遇到旱涝等灾害时，才需要借助社会协作或国家力量兴修水利，与困难作斗争。因此，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人们更容易根据熟人的社会亲疏来归纳同心圆。
        古代盛行的儒家思想印证了这一特点。翻开儒家经典中关于理想社会关系的描述，如“推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了这种从自身出发、由内而外的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家、国是同心圆。“家文化”不仅是对家庭内部和谐的追求，更是具有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的文化。
        但在西方社会，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较少，更注重权利和义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宗教影响。在古代西方社会，宗教是属于血缘家族之外的人的最重要的群体，信徒的义务和权利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根植于海洋文明，离家出海需要人们跳出亲缘关系，为了共同目标形成新的群体。这进一步催生了西方社会基于契约精神的群团组织。在18世纪出现的社会契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利
        利益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早已内化为西方社会的群体观念。
        02
        对家族企业管理的影响
        社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家族企业的管理风格迥异。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看，西方“集团格局”以“法治”为主导，责权明确，强调契约精神，有利于形成高效稳定的企业组织；而中国的“差序格局”使得中国家族企业更倾向于“人治”，个人责权利模糊，更多依靠信任、友谊和忠诚作为企业运行的驱动剂和润滑剂。
        为此，业界和学界有不少声音对中国家族企业落后的管理水平提出批评。但是，从宏观上看，这种批评是以偏概全的。不同的管理方式各有其成因和优势，适合企业的不同阶段和情况，没有绝对的优劣。中国家族企业不必妄自菲薄，需要认清自身特点的优势，并随着企业的发展积极调整，以补所长。
        在家族企业发展初期组织复杂性较低时，家族内部的信任关系和利他倾向可以大大降低合作成本。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企业家能够获得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此时，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支持、共同语言和价值观，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在遍地黄金时代，适当的“人治”也能加快决策效率，让真正有胆识、有进取心的一代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和创业精神，创造出无数传奇。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和“家族文化”助推了中国家族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蓬勃成长。
        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复杂化，这种管理方式也会显现出弊端。一方面，家庭成员内部的利益分配、责任义务边界不够清晰，面对不断膨胀的财富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反目成仇；另一方面，作为
        随着业务的成熟和增长的放缓，家族企业将越来越需要基于契约精神和绩效来管理内部人才和外部合作伙伴。中国家族企业要实现持久成功的目标，必须重视管理方式的转变，在保留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法治”精神，致力于管理机制的建设。我们将在本系列后续的研究文章中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也催生了地域性商业组织。“差序格局”中的“距离”不仅限于血缘、姻亲，还可以扩展到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相似地区的商人自发形成互帮互助的商业组织，到明清达到鼎盛，形成了“十大商帮”*。尽管现代社会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大大削弱了家族企业的地域特征，但重忠相托的商业精神依然活跃在当今中国家族企业的行动中。
        注：明清十大商帮指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油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