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伴您”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简历（三）
        资深董事长谢国民简历摘录（三）
        -6-良师益友深似海
        在汕头，我遇到了一位难忘的女老师--小学班主任陈师傅。我刚从泰国回到汕头，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我班上没有很多朋友。陈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记得有一次，在陈老师的搀扶下，我走上讲台，绘声绘色地讲述泰国民间故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内容生动有趣。我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
        师范毕业的陈老师当时还不到30岁，丈夫在距离汕头30公里的揭阳市做中学老师。我病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不能去上学。陈老师多次到医院看望我。我出院后，陈老师放弃了回揭阳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利用暑假给我辅导功课。
        陈老师爱学生如爱孩子，对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温柔亲切。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这些年里，陈老师从来没有请过假，即使感冒发烧也坚持上课。当老师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去老师的宿舍帮忙打扫房间。我还把从泰国带回来的特效药带给了老师。
        陈老师担心班上有些同学成绩不好会落后，建议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有的学生家里没有电灯，晚上不能在家复习功课。我家宽敞，适合学生聚会，所以我组织了一个晚自习小组。
        （前排正中央为陈先生，第二排左1为谢国民先生）
        晚自习时，我把各科题目布置给同学们，让同学们复习准备后，轮流给大家讲解。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大家的学习兴趣。我还让几个学习基础差的学生待在家里，一起睡觉，一起早读。学生们的成绩提高了，全班总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成了班里的小领袖。学校的篮球比赛、拔河比赛都是我带领着反复练习，一起学习取胜的方法。同学们一起动手，两场比赛
        都赢得了冠军。在班级这样的小组织中，我意识到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重要性。后来，我被选为班长。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当时班上有个同学调皮捣蛋，没有朋友。他不仅被同学们讨厌，就连他的父母也不愿意和他说话。他很孤独。由于缺乏关心，他为了引起注意而到处捣乱。我为他感到难过。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愿意和他交朋友，带他出去玩。在关系中，我慢慢告诉他不要做那些惹是生非的事。他不会听父母和老师的话，但他听我的。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同情和帮助他人的能力。这也将在今后的业务运营中发挥作用。只有站在别人的位置，为别人着想，才会受到尊重。如果你只想着你自己，没有人会听你的。
        我在汕头读初中一年级时转学到广州。我姐姐在广州上大学，我和姐姐住在一起。日常会话从潮州话变成了粤语。潮州话和粤语虽然都是广东省的语言，但发音却大相径庭。广东话对我来说就像一门外语。
        慢慢地，我能听懂一些日常对话，但还是不会说。幸运的是，我能看懂汉字。我只在广州学习了一年，但我没有在那里毕业。为了学习英语，我转学到了香港。
        -7-回不去的中国
        我在香港呆到17岁。每天，除了读书，我看电影。当电影导演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在香港碰巧有个朋友，他的哥哥是个电影明星，十八九岁。我靠着这层关系进出摄影棚，仔细观察拍电影是什么感觉，想当电影导演。
        五十年代的香港不像现在这样光鲜华贵。路上很少看到汽车，许多人逃离内地，穷苦的人住在半山腰的铁皮房子里。原来住在香港的有钱人离开这里，搬到其他地方，香港在以后慢慢繁荣起来。
        我在香港上学，用广东话和英语教书。那所学校现在没了。我爸爸要我在香港打好英语基础，然后去澳大利亚上大学。
        父亲的想法是，我到农业发达的澳大利亚专心学习农业后，可以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
        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不确定的生活。在泰国小学学泰语，回汕头学中文（潮州话），转学广州开始学粤语，到了香港，粤语加英语。如果你去澳大利亚，你必须努力学习英语。
        在汕头学汉字的时候，我得在澳大利亚再做一遍。我不想再吃了。我决定不出国留学。我本应该和姐姐一起去的，最后姐姐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香港时，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很明显了。从建国初期对民营企业家和归侨的欢迎，逐渐转变为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否定。政府开始没收私人土地，推行农业集体化。这位在汕头拥有公司和农场的父亲，也从爱国华侨变成了被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
        （“正大庄”管理层，右2是我爸爸，右3是我叔叔）
        我父亲很幸运。他出不了国。因为他患有胃病，他在香港做了手术。在香港休养期间，中国的政策急转直下，父亲逃过了巨大的困难。当时香港由英国统治，是中国无法控制的安全区。如果我父亲晚一点离开中国，我担心他会失去生命。
        之后，汕头所有的公司和农场都被政府没收，父亲失去了在中国的全部财产。担心在中国被拘留，我不能再从香港去汕头和广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才再次来到中国。
        放弃澳大利亚留学后，父亲催我说：“不读书就回去工作吧。”就这样，我离开香港，回到曼谷。在中港期间，父亲在曼谷创办的“正大庄”已成长为一家中型企业--卜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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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回到泰国时，我被迫改名。
        谢国民这个名字是父亲用潮州话起的
        发这个音。我带着印有我中文名字的护照离开香港返回泰国。共产党上台后，反共的泰国政府恶化对华关系，限制接纳中国移民。泰国出生的中国人也被迫将护照上的中文名字改为泰国名字。
        塔宁是我的泰语名字，是泰国政府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给我起的。我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但听起来不错，所以我接受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我不是故意找这个名字的，而是在入境事务处偶然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