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我的时间线里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想好怎么说。对一个事物了解的越多，就越没有信心去解读它，因为你在体验细节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浅薄。一般来说，北欧的高福利是建立在制度、文化、经济三点基础上的，但三者缺一不可，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容。如果都写下来，文章会很冗长。

不过最近有时间看看下面的回答，发现侧重于制度和文化的部分比较多，经济的比较少。其实这更符合我初到丹麦的最初感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北欧独特的经济结构其实对福利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自己的领域是和市场分析相关的，所以这次我就以经济为切入点，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补充。

前阵子丹麦电视台反复播放一则广告：两三个看起来很体面的日本老人坐在黑色豪华轿车里接受采访。经过两分钟的摔跤，一群可爱的小猪开始随着音乐拱起来。原来，这是丹麦皇家集团为纪念丹麦猪肉出口日本50周年而做的活动。广告最后，丹麦驻日大使露脸，说做了一个猪雕像，以后会放在大使馆门前。

这似乎有点滑稽。毕竟，很少有大使喜欢把自己和猪联系在一起。然而实际上，这只猪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代表了丹麦、北欧乃至整个欧洲发达国家的一种特殊战略，即专注于“高附加值”和“低发展速度”的产业。而这一策略最终在当地的福利体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前我们评价一个行业，唯一喜欢的指标是“增加值”，即行业人均生产率，一般体现在劳动强度和行业平均利润上。毫无疑问，低附加值行业一般不能给员工和社会高福利。你想象不到，一双皮鞋挣几块钱的皮鞋厂，会给工人高工资、优质医疗、人性化的工作时间，但一些高附加值的行业，未必能做到。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虽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达30-40，但是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不确定性太高。现在的主流编程语言十年后可能会成为少数，渠道产品的优势最多保持五年。在缺乏真正可靠的积累的情况下，即使是行业领袖也有很强的危机感，只能选择把员工压榨到极致。这也是之前中国程序员虽然工资超越欧美，却要996的原因。在这部分北欧人处于优势的行业，在高附加值的条件上加了一个“发展速度低”，画风完全变了。因为发展速度低，意味着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老祖宗的积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形成更高的门槛。更重要的是，一个行业进入低发展周期，说明这个行业的市场几乎已经停止增长。新一代员工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任务，只需要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自然会减少所需的劳动时间：即使我干两倍的活，也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多劳多得并不能转化为效益；从企业角度看，扩大投资不适用于饱和市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需要大量资金的网点并不多。很容易看出，这三个因素包含了底层需求和高福利的上层动力，自然会催生福利制度。换句话说，北欧政府和人民没有地方投资自己的产出，所以他们只是用它来增加社会稳定。这也是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的美国采取低福利社会制度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美国，金钱可以更有效率地产生更多的金钱。

其实北欧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支柱产业大多来自上述“高附加值、低发展速度”的产业。从我到丹麦开始，我的同事就一直跟我说这是个农业国，但我不敢相信，因为农业只占GDP的2%。直到去年，我遇到了一个帮助我们公司审核行业标准的顾问。在三个月的合作中，我也问过他一些关于丹麦经济和工业的问题。这才发现这个国家的GDP数据很闷，很丰富：很多以农业为主的原材料，比如啤酒，乳制品，罐头，皮草等。都是按企业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而不是统一价格来统计的，这是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出口避税)另外，一些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化肥、兽药、农业服务、咨询等都没有包括在内(丹麦的GDP统计很混乱，乐高其实是一种化工)，这让农业显得更加无足轻重。据顾问介绍，丹麦农业相关产业的GDP实际上占14%左右，在世界上是极高的。其实还有一个数据也可以印证农业的重要性：在丹麦所有出口中，农业相关产品占四分之一，仅猪肉出口就占6。

农业，尤其是畜牧业，其实是一个“高附加值，低发展速度”的典型，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不一样。以大家最关心的牛奶为例。在丹麦，牧场执行的标准是一毫升牛奶中的细菌数量少于5万个。但在实际生产中，95%的牧场一般细菌标称数小于3万，巴氏杀菌后接近安全标准。这是在2007年丹麦禁用饲料中所有抗生素的前提下。放眼全球，这个标准只有荷兰能勉强比，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足以说明技术含量。这些技术实际上植根于丹麦三四百年的畜牧业传统，许多经验无疑在今天仍然有用——牛的变异速度无法与编程语言相比。说实话，我出国后才发现，被千人指指点点的中国乳业，真的不一定是体制问题，而是比不过欧洲。在这个行业，后来者追赶的成本太大，甚至在商业上无利可图。当年中国的牛奶行业标准和欧洲比，结果企业干脆去三聚氰胺，现在标准降低了，却不断被拉出来吐槽每毫升200万的菌落。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国牧场根除乳腺炎用了近30年的时间，至今没有成功，而丹麦的这个任务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

如果继续以丹麦为例，看看排名靠前的公司，尤其是出口创汇最多的公司，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在“高附加值、低发展速度”的行业，比如：

DSV/马士基/UST:物流骨干网

诺和诺德：生物制药技术

嘉士伯啤酒：农业的快速销售渠道

阿拉乳业：畜牧业

哈毛皮：畜牧业

丹麦皇家集团：有机农业和畜牧业

DLG:饲料技术畜牧业

ECCO:设计畜牧业

乐高：设计的基础化学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丹麦。如果放眼整个欧洲，可以发现类似的逻辑其实无处不在。无论是德国的发动机，意大利北部的液压产品，法国的工业控制，还是欧洲遍地开花的美酒、汽车、奢侈品。这些产业附加值高，但涉及的核心技术，如基础材料科学、艺术设计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没有更新。这是在当前中国崛起和全球竞争的环境下，欧洲人保持高福利的重要基础。

这时候，当然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选择这些行业，而中国不能？是因为我们生来就要努力吗？其实也不对。在我看来，两者的选择几乎都有必然的成分。当时，欧洲也试图进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一变化迅速、潜力巨大的领域。但是，这些行业都是资本的绞肉机。要么你有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要么你有强大的政府领导。否则，前期的投入是微小的差异，后期的回报却是千里之外。一个分散的欧洲没有足够的基础来支撑这种竞争力，所以虽然有诺基亚，但最后不得不把领导权交给东亚和美国。中国的动机更好理解。作为追赶者，你更愿意去迭代更快、发展潜力更大的行业，和其他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吗？还是想去一个几百年不变的行业，吃欧洲老祖宗的尾气？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