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汽车落户上海以来，发展非常迅速。这条路不再是马车的专用车道。为了满足汽车的需求，道路不断拓宽延伸，让汽车可以悠闲地疾驰。1903年，上海只有五辆汽车。1908年有119辆汽车，1912年有1400辆汽车。奔驰、福特、雪佛兰、奥斯汀等。驰骋在上海街头，让慢热的上海人看了一眼，也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咄咄逼人的气息。

“出租车大王”周祥生的故事

周祥生(1895-1974)，浙江定海人。13岁去上海谋生，白手起家，成为上海滩的出租车大王。最后，他悄悄地退出了江湖，四处漂泊.他的人生经历颇为曲折，他的事业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

一段时间后，他努力工作，殷勤待客，不仅赢得了酒店老板和客人的青睐，还通过省钱节省了开支。这个时候，他虽然想自立，但是缺钱，跟不上。就在这时，仿佛老天帮忙，周祥生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两个捡到一个卢布的司机，两人争执起来。然后周祥生出面决定，三个人平分。周祥生拿着这些卢布去银行兑换了一笔银元，这是创业的基础。

英国中央汽车公司看周祥生信用不错，卖给他一辆美国制造的汽车。不到三个月，他就付清了所有的钱。前期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周祥生的野心。1923年，他与人合资，买了五辆汽车，迁到武昌路百老汇路(今大明东路)，第一次打出‘祥生汽车店’的招牌。

职业：敢于对抗外资出租车。

祥生公司名声大振，周祥生也成为华商出租车行业的领军人物。即使和外商竞争，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周祥生并不满足，决心在规模、管理、车辆设施上更上一层楼。当时，一家美国公司云菲汽车公司是出租行业的企名网，拥有所有的福特出租车。总经理高尔特是美国人，擅长管理。1921年，该公司以14辆二手福特汽车开始创业。此时已经发展到拥有200多辆全新出租车，员工600多人，一时成为英雄。英泰来汽车公司也很强，不可小觑。

周祥生心胸开阔，交友广泛。按照朋友的建议，他决定集资，预付20%的定金，订购400辆雪佛兰汽车，每批100辆，分四批到货。果不其然，这些崭新的雪佛兰轿车到了上海，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赚了一大笔。除了200多辆由周祥生保管外，其他车辆全部变卖。有了这项业务，翔盛汽车公司的所有车辆几乎等于没有。

到抗战开始前夕，祥生公司拥有股本50万元，拥有汽车230辆，设立分公司22个，员工800多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至此，'祥生'取代了'云菲'，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而周祥生自然坐上了'出租车大王'的宝座，结束了外地车企在上海的垄断地位。

图注：四万号电话的营销策略

当时翔盛汽车的电话号码是：40251和40253。周祥生总觉得不尽人意。为了得到满意的电话号码，他多次与电话公司联系，强调在翔盛汽车公司的业务中，有24小时为病人提供急救服务(当时没有救护车)，急需一个简单易记的电话号码。电话公司的总经理比克是个外国人。见他如此迷恋选择电话号码，便和他开玩笑说，电话公司会把线路换了，给他自己的‘40000’号码。知道周祥生的号码是电话公司自己用的，就故意造假，马上印了日历，在报纸上登了广告。结果比克无法反悔，假的成真了。

4000号在祥生公司不仅仅是出租车叫车，周祥生还专门设立了查询服务，查询天气和火车、轮船的发车时间，不仅方便了客户，还能让很多查询者顺便叫车到车站、码头，增加了不少营业额。

黯然离去，颠沛流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乌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内地犯罪集团加大了对翔盛公司的压力。此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武汉，急需大量车辆。周祥生意识到祥生公司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下去了，于是以接近新车的价格卖给军交学校150辆，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及时缩小了经营规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只能采取这样的应急措施，这是他为祥生公司做的最后一件事。

他从西南回到上海时，已是1942年底，日军已经进入租界。铁蹄下的十里洋场依旧如火如荼，只是脖子上架着刀架笑一笑。他付出了很多努力，终于换了家，在阿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了丛祥生酒店，可他怎么会死心塌地去开一家靠老马帮起家的汽车公司呢？

祥生运输公司拥有90辆货车和改装吉普车，用于在十六铺码头迎接从船上下来的乘客，同时还承担市郊道路的客货运输和团体包车业务。虽然公司出名了一阵子，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忙于搜刮民脂民膏，打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汽油供应不足，汽车配件短缺，迫使公司成本稳步上升，抑制了业务的发展，继而宣布倒闭。

生于卑微之家，死于不义。

解放之初，在老百姓眼里，打车太招摇，出租车行业一落千丈。周祥生把所有车辆都做了拍卖广告，大部分都被司机买走了。他还在祥生酒店门前留出一块地方，出售酒店的桌椅、毛毯、餐具、灯台等。为了赚钱，后来把它改成了寄售店。在公私合营主管旧货业的时候，他在华谊旧货店工作不久就因为眼疾耳聋辞职回家了。这一年他65岁，住在自己家里，种花养鸟，拳打脚踢，品茶聊天，过着悠闲的生活。

1974年2月12日，周湘生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家属去派出所拿死亡证明的时候，突然看到他名字下面厚厚的“反革命”两个字，意识到这是他的“定性”。1980年，这顶帽子终于摘掉了，他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