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京的变化太大了！” 虽然眼前的鼓楼广场已经不是鲁振国小时候的样子了，但是小时候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在这里烧杀抢掠的痛苦记忆真的浮现出来了。 “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庭的命运。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差点死掉！” 说完这句话，鲁振国的眼睛红了。 鲁振国的父亲卢宝如是其祖父鲁世清的长子。 鲁振国出生时，恰逢南京沦陷。村民担心哭闹会引来日本兵，多次逼迫卢宝如“把孩子扔进粪池，弄死他”。 幸运的是，我的祖母拒绝了，但鲁振国逃脱了，活了下来。 1937年11月至1938年底全家避难丽水时，卢宝如被日军带走当搬运工。 丽水农村的路都是山脊，晚上没有灯光。 身体虚弱的卢宝如因为近视，经常在负重的田地里摔倒。每次摔倒，日本兵都骂骂咧咧，卢宝如只能爬起来再捡。 后来看他实在不行了，日本兵把他踢回家，卢宝如才保住了命。 1938年，卢宝如成为著名的在华印度企名网络的一员，为国民政府收集有关情报。 不久，日军南下，即将占领印尼时，卢宝如奉命撤离。 把家人送回南京后，他又赶往已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在香港书店的掩护下，继续搜集有关日本的情报。 不幸的是，1942年底，卢宝如被汉奸出卖，在香港街头被日本特工暗杀。 02 移民美国37年后，鲁振国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她素未谋面的小姑子。 鲁世清的小女儿卢美音，从小活泼、多才多艺，深受人们喜爱。她总是参加学校的娱乐活动或讲座。 1934年，卢美音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系，立志要当一名护士，帮助病人。 护理系学生在打篮球，摄于1930年12月13日。 协和医学院不仅全程教英语，还规定：补考一次不及格，复试两次不及格，期末考试三次不及格辞退，但及格线不是60分，而是75分。 而且对护生和医学院有很多要求：学习成绩不好或者对病人缺乏同情和爱心的学生，会被学校认为不适合从事护理工作，会被退学。 1934年，协和的毕业生只有三个，很难得。就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奠基者。 1937年冬，从协和医学院护理系毕业后，卢美音又继续留校一年。 1938年冬，她的家人认为她一个人在北平生活不方便，就给她写信，要她南下香港暂住。卢美音同意了。 来香港的卢美音不肯闲着。没几天，她在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 几个月后，在缅甸公路局的邀请下，卢美音去了抗战前线云南保山县芒市的医院，走上了护士长的岗位。 在保山期间，卢美音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缅甸公路局工程师唐瑞军。 1939年6月12日，卢美音和唐瑞君在宝山县基督教会长老的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因为时局动荡，道路不便，一家人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03 婚后不久，国民政府交通部将唐瑞君调到四川容县办事处。 卢美音马上辞了工作，和调职的老公一起去了四川。 公路局工程师唐瑞军经常在项目周边奔波，居无定所。 于是，卢美音就住在她三哥卢宝荣在重庆的店里。 4月初，华航正好在重庆招护士，要求英语好，会说北平话和广东话。 虽然要求很高，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陆美音还是顺利考上了空乘培训 但卢美音说：“我在这里无事可做，好为国效力几个月，然后辞职。” 这个时候，卢美音可能还不清楚：两年前，日军已经把华航客机打死了。 04 那是日本第一次公然违反国际法，攻击中国客机！ 1938年8月24日，在一架DC-2客机上，机长HL伍兹抬起机头，缓缓驶向蓝天。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张AVIC的海报，一架DC-2飞机飞过天坛。 该航班名为桂林，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14名乘客，准备从香港飞往重庆。 起飞后，武师转向西北，前往第一站：梧州。 吴石一直飞到香港，在空中见过几次日本战斗机，大多是“路过”。 飞出香港后，吴石把飞机交给副驾驶，转身示意操作员询问地面情况。 这时，乘务员吴清华探过驾驶舱门问道：“您想吃点什么……”吴石的“咖啡”还没说完。透过驾驶舱玻璃，他发现8架日本水上侦察机，分成两队，紧跟在客机后面。 吴石觉得奇怪，赶紧接过操纵杆，转了180度飞向香港新界。 在香港上空转了一圈，吴石看到那些战斗机没有跟过来，就以为“警报”解除了。 于是，他再次将飞机转回原来的航线。 几分钟后，消失的8架侦察机突然冲向桂林号，前面的战斗机甚至还着了火。 吴石想都没想，立刻开始急速下潜躲避。机舱里传来稀稀拉拉的声音和爸爸妈妈的哭喊声。是散落的行李和乘客的恐惧和呼救声。 厚厚的机弹已经进入驾驶舱，机舱里的火药味令人窒息。吴石驾驶的飞机开始盘旋，急速下降，通过转动和晃动机身躲避子弹。 尽管被打成筛子，吴石还是成功地将飞机降落在珠江里。幸运的是，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没有受伤。 这时，操作员罗兆明发出信息：“迫降，无人受伤”。 但显然日军并不打算放过落水的乘客，不停地轰炸扫射了二三十次。 几次下潜后，除船长吴石、操作员罗兆明和乘客娄兆年外，船上其他14人全部遇难，当时在现场的两名当地农民也遇难。 05 正是在听到这些之后，鲁世清才再三劝她辞职。 卢美音答应做半年。10月份辞职的时候，心里突然轻松了很多。 这年7月，当鲁世清准备登船返宁时，当晚刚飞回香港的卢美音立即赶到码头为父亲送行，并给了他100多元钱作为路费。 父女握手道别后，已经走了几步的卢美音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说了一句“再见，爸爸”。 回到南京后，鲁世清经常通过教会的关系收到卢美音的来信，知道她一切顺利，身体健康，渐渐不再担心。 1940年9月，她的丈夫唐瑞君到香港探望卢美音，要她回四川和她一起生活。卢美音答应了，马上准备办理辞职手续。 10月7日上午，正在香港轮班休息的卢美音去找公司同事杨肯聊天。 边走边聊，她告诉杨肯“我的辞职已经批下来了，下个月真的要离开香港去乡下了”。 走在路上的卢美音，突然在街上看到《乱世佳人》的电影广告，说：“我刚看完这本书。这是一个悲伤而美丽的故事。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陆美音被送上渡海的渡船，一声轻轻的“再见”随着微风传进杨肯的耳朵。 令他惊讶的是，这一声“再见”竟然是“再也见不到”。 06 陆美音回去后，航空公司打来电话，说因为一时找不到替代她的人，想让她作为紧急情况乘坐另一趟航班。 接到电话的卢美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当时，卢美音的二姐尹姝并不理解她辞职后要去坐飞机。她解释说，“这是一个战争时期。我怎么能拒绝我能提供的服务呢？” 第二天晚上，卢美音随“重庆”号机组最后一次飞上蓝天。 10月29日凌晨，39号DC-2客机从香港飞往重庆。这架飞机就是两年前吴石迫降在珠江上的那架。现在已经翻修，改名重庆。 早上7点，美国机长肯特乘飞机抵达重庆。 当肯特准备按计划继续飞往昆明时，来自云南的无线电通知当地有防空警报，于是肯特推迟了出发时间。 但两个小时后，重庆珊瑚坝机场也接到报告，日本轰炸机正经由宜昌飞往重庆。 没办法。肯特只能带着副驾驶徐鑫、通讯员林、已辞职的乘务员卢美音和9名乘客(包括一名婴儿)逃离重庆。 重庆到昆明附近时，防空警报还在响。 肯特在城市东部的山区盘旋，但燃料消耗使他无法在更远的备降机场降落，留下昆明东北约80英里的沾益可供选择。 肯特选择放下起落架，对准跑道着陆。 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5架日军驱避机刚刚轰炸完沾益机场，正在爬升准备离开。 由于沾益机场没有电台，无法通知肯特和重庆。 很快，离去的日机发现了‘重庆’号的降落，立即俯冲下来，开始对民航机进行追捕。 肯特上尉被机枪子弹击中心脏，当场死亡。 副驾驶徐鑫和无线电报务员林向乘客大声呼喊，让他们撤离飞机。乘务员卢美音推开侧门催促乘客立即离开，但只有4名乘客服从。其他人瘫痪了，或者认为飞机可以提供保护，呆在座位上。 就在这时，更多的子弹穿透了机身，左翼被击中起火，火焰笼罩了发动机。惊慌失措的乘客不得不在卢美音的大声哭喊中离开机舱，围着停机坪跑，但日军机枪紧追逃跑者，不停射击. 卢美音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她听到机舱内婴儿的哭声时，她立即返回抱着婴儿逃离了飞机。 当她在停机坪上奔跑时，一架日本飞机发现了她。一阵激烈的射击后，卢美音倒在了血泊中，鲜血瞬间将她白色的空姐制服染成了红色. 年仅26岁的卢美音，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当晚壮烈牺牲。 07 1940年10月30日，鲁世清收到了他最小的女儿10月23日的来信。在信中，鲁美说他已经辞职，将于12月初回渝. 鲁世清夫妇看到这封信后，自然喜出望外。 仅仅过了一天，《西风》杂志的一个读者，看了英文报纸后，跑到鲁世清说“AVIC的重庆客机遇难了”，还说“卢美音遇难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鲁世清感觉像是晴天霹雳，震撼着他的心，但他只能安慰自己“恐怕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 鲁世清去问《西风》的另一位读者。当他听到“报纸杂志上有”的回答时，剩下的只有悲伤和难过。 卢美音生活照 1940年11月8日，中华航空公司和基督教青年会在香港联合为卢美音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ABC公司将卢美音的遗体运回重庆，安葬在她姐姐卢的墓旁。 12月7日，已迁至成都华西大坝的金陵女子大学举行25周年纪念活动，并为卢美音举行追悼会。吴贻芳总统亲自出席了会议。 卢美音牺牲后，上海《西风》杂志专门以《空游》的名义出版了纪念卢美音的专刊，征集了三篇悼念亲友的文章，以及卢美音在《西风》杂志上发表的两篇作品。 该杂志编辑在悼念文章中称，——“卢美音女士的意外殉难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鲁美音的父亲鲁世清在文章《忆亡女美音》中说，——“为他人而死，重于泰山。为自己而死，轻如鸿毛。余美音之死，虽不重于泰山，终得公平之死。” 这一次，鲁振国最重要的愿望是代表她的家人去看望和祭奠她的嫂子。 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他抚着纪念碑上嫂子“卢美音”冰冷的名字，为你流泪。 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雄纪念碑 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雄纪念碑上的4296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卢美音是唯一的女性。 报告/反馈